对董平沙的画有过两次较深的印象，一次是结集出版的花鸟画图册，另一次就是这次笔者所看到的山水画集。董平沙的花鸟画和山水画表现出来的艺术风貌似乎有着很大的变化，但基本的出发点却是一样的，即以一种有着深厚文人情结的笔墨语言来维护和突破传统文人画的程式。对于完全陷入中国传统绘画程式的作品，我是没有什么正面的期待；同样对完全意义上采用西方当代方式来改造和替换中国画传统，我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是，看董平沙的画没有这种感觉，他正是以一种当代文人的笔墨方式给人们以全新的审美期待。

　　董平沙是一个内在性极强的画家，这种内在性表现为对文人山水传统的一种深刻的继承和超越，他的继承和超越不是建立在抽象的文化观念之上，而是出自一种创造的困惑，即笔墨程式本身所带来的困惑。正是这种困惑让董平沙感受到了传统笔墨本身具有的文化基因属性，因而必须坚守和继承；也正是这种困惑促使董平沙时刻都想走出一条属于当代性的创作之路。

　　对传统文人山水画理解越深，笔墨功底越深，在试图超越这个传统的时候就越可能走一条折中的道路，董平沙的情况也是如此，但他对继承与超越的方式是独特的。他不是力图去改造这个程式本身，或把程式的某些关系抽取出来，而是让笔墨服从自己的选择，将当代的审美精神取向放在首位。什么是文人山水，这一点对董平沙来说是复杂的，但有一点他十分清楚，不管是抒写心中逸气；抑或是呈现胸中丘壑，当代人与中国古人的理解是绝对不一致的。因此，石涛所言“笔墨当随时代”就不是简单的说词，而是不同时代创作者的真实感言。董平沙深谙其中的真意，他的山水画系列作品正是在这样的创作语境中显示出了自己独特的品质。我们说艺术诉诸于形式，我们又说艺术源于生活。应该说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但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侧重。就董平沙山水画的整体面貌而言，他偏重于当代学院派的文人山水，在面对现实生活的题材时，他并不过多地沉浸于其中，而是努力将画家自身的审美期待同文人山水的深厚传统相契合。对董平沙来说，只要他确立了将文人山水作为真实表现内心感受的手段这一原则，这种共享的题材也会成为引发创造动机的媒介。因此，他几乎限制了对这批山水画的主题联想，只给它们一种当代性的精神指向，但是不排除现实题材作为董平沙在创作上的一个主客观的契合点。

　　《山水》系列是董平沙在笔墨上的大胆突破，但也隐含着矛盾，无论他在山水形象上有多大的改变，如果把笔墨关系作为一种抽象的形式来看的话，董平沙仍然是在传统的关系中，他所突破的还只是“应物象形”这一步。因此，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基本是只采用了笔墨的材料，而把笔墨的语言提炼到最单纯的程度，尽可能去画解笔墨的具象功能和某种固化的意义功能。什么是笔墨的功能？董平沙认为笔墨在中国文人山水画传统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但是在当代语境中这种价值正在被遗忘和减弱。他说：“当代画家很容易把笔墨放逐到非常具体的只作为一种造型手段加以运用，使笔墨承担本不属于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负担”，按照这个思路，董平沙在自己山水画的创作中，有意识地减弱和放弃笔墨的造型功能，转而重新激发笔墨中那种与身俱来的东方审美效果。事实上，中国传统文人山水画的独特审美品质压根就不集中在造型基础上，相反只有放弃形才能显露出笔墨的自由价值。因此，董平沙从《山水》系列来了个突变，进一步减弱形的客观性，而把笔墨本身的表现力推到了前台。在强化笔墨独立性的同时努力探索山水画的当代审美特质，使笔墨的表现呈现出一种当代的审美指向。需要说明一点，董平沙并不认为笔墨的表现就是抽象的表现，而是要通过某种东方山水意象的选择来改造笔墨的传统功能。当然，这种选择不是通过纯粹的理性分析获得的，而是他从《山水》系列的创作审美追求中建立起来的文人山水画的当代指向。笔墨对于董平沙的山水画创作有着双重的意义，他在继承和超越传统的过程中，体现出一种当代文人的精神力量，这实际上也是画家的内在审美期待与山水画笔墨形式熔铸在一起，使笔墨既拥有深厚的传统，同时又超越了一种程式化的局限，转而成为了当代审美精神的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