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美术观”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展现民族美术传统精华、提升民族精神素质、培育良好社会风尚，这一目标可谓高远。面对当今中国社会的学术发展与文化生活状况，我们的这一期望可谓机遇与困难并存，可以想象在未来的道路上，中国美术面临挑战的不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

　　说到底，“中国美术观”是一种文化观，一个国家对文化观的把握直接关系到自身的文化命脉，这也正是我们讨论“中国美术观”的现实意义所在。我们可以就眼前的世界文化格局做一下对比。在欧美旅行或游学，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感受到他们纯粹而保守的浓厚的本民族文化传统，一贯以开放知名的欧美国家实际上是最能把持自身文化传统的国家，他们四处出击，把其他文化的珍宝掠为己有，研究异文化的热情有增无减，但这改变不了他们固守自身文化传统的坚毅与顽强，其他文化只是他们笼中的金丝鸟，在开放面目的背后是对异文化的压制。按照他们文化中高尚的指导思想，宠物可以成为他们的家庭成员，但因他们的原因而导致的世界各地的大批难民连生命都无法保证，而世界上大多数人为的生态灾难也是也是这种文明带来的。这种强力文明是目前主导、压制世界文化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他们强大的国力，来自他们一贯强力推行的文化策略，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警惕的，也更是我们应该借鉴的。反观我们自己的环境，旧有的建筑已拆除殆尽，新的城市建筑、民生工程在正确名义的掩盖下变成了一堆杂凑，中国文化中一贯讲求的与人亲和的生活环境不见了踪影。不要小瞧了这些外部环境，这其实是国民教育的外部环境，外部环境的优劣决定了生活品质的高低，也影响着国民素质的养成。

　　从内部来讲，国民养成教育离不开民族文化传统，而这个传统的核心就是文化经典，就是对文化经典平常的执守。本来，中国传统教育中对儿童的早期经典文化训练有一整套成功的方法，这种教育保证了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畅通，绵延不绝，而自19世纪以来，教育当局把这一系统不假思索地废弃了，再加上民间教育的消亡，一百多年来，经典文化传统的荒漠化逐渐成为现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些人的行为不乏自傲与自欺，我们能无视这种现实而盲目自信地搞文化创新吗？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即经典，“君子”即经典文化养成教育的成果。《论语•述而》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雅意为执守，指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平素的文化操守，由此可见孔子对文化经典的重视。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程子解释说：“天下之英才不为少矣，特以道学不明，故不得有所成就。夫古人之诗，如今之歌曲，虽闾里童稚皆习闻之而知其说，故能兴起。今虽老师宿儒，尚不能晓其义，况学者乎？是不得兴于诗也。古人自洒扫应对以至冠、昏、丧、祭，莫不有礼。今皆废坏，是以人伦不明，治家无法，是不得立于礼也。古人之乐，声音所以养其耳，采色所以养其目，歌咏所以养其性情，舞蹈所以养其血脉。今皆无之，是不得成于乐也。孔子的引导与程子的阐释揭示了中国经典文化教育内含的教育之理与成人之路，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血脉延续下去的必由之路。这条路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实现。说到这儿，也许有人要问，这与“中国美术观”有何关联，实质上，作为文化观的“中国美术观”也同样必须由教育来实现，如果国民文化素质与经典文化养成断裂，那么，“中国美术观”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仅仅一二个人具有高雅的文化修养是无济于事的，即便是引领风潮的艺术也必须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群体来保持与文化大众的沟通，文化血脉才可能通畅，文化环境才可能得到优化。这需要倡导与实践的一体化，需要以身作则的典范，这也正是经典文化的魅力所在。我们在世界各地建孔子学院，我们更需要在国民教育中建孔子学院，在国民心中建孔子学院。

　　任何人都离不开文化，任何民族都离不开文化，暴力可以灭绝人与文化，但终不可以灭绝一切人与文化。拿一个人在江河中行船来比喻，文化之于人有点像江河水，经典文化就像江河中的航标，一个对经典文化烂熟于胸的人，对航标了如之掌，无论在何种境况下都能做出正确判断，通行无阻，这就是背诵经典的好处。当然你也可以建图书馆，建数据库，就像建设航道一样，但这与谙熟经典相比，无疑是事倍功半，有时甚至会徒劳无功，就像一场大洪水把航标冲走一样。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对经典的重视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置疑的，也是不允许试验的，在人类文化领域，所有的创新都是在经典基础上的创新，离开经典，任何创新的价值与目的都是可疑的。

　　几百年来，中国文化受西方文化影响越来越大，其中有列强的暴力挤压，有中国人自觉的交流。透过错综复杂的来往，各种交流活动日趋密集，一直发展到今天，全球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转化为一种常为常见的动态。

　　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的伦理化倾向日趋深入，从个人存在到社会存在的思维成果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学艺术，在学术界，尤其是艺术领域，西方学者对视觉的重视发展到了弥漫的程度，这其中有他们一贯的文化基因在发挥影响，更有便于进行社会操作的艺术便利性在作祟。

　　对于向来乐于使用西方理论的大量艺术评论者，视觉在文化艺术领域便利的可操作性与易操作性无疑是一种太容易的工具，正是因为这个理论工具太过容易，大量使用它就造成了一种见怪不怪的学术形态，即，以视觉艺术掩盖一切艺术对品位与文化内涵的追求，而艺术创作中对这种理论的迎合使当下一些艺术作品虚浮、乏味，沦落为不耐看、不值得看的“视觉艺术”。这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流行现象，而且是一种打着学术旗号的流行，这种流行现象背后便是中国当代文化、教育缺乏建设性的危机，说它是危机，不是说它有生存的危机，而是说它对学术建设的忽视，对学术经典的忽视，这种忽视早晚会使当下文化艺术自身化为泡沫。在这种忽视经典的气氛中，我们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造以不同的花样日新月异，以做秀为建设，以表面效益为目的，以工程技术为科学创新成果。

　　学术、文化、教育缺乏建设性的另一后果，就是对古今中外学术资源不假思索的借用，有些甚至是久假不归、从头到尾的借用。有借古以自惜者，有借今以自比者，有借中以自愤者，有借洋以自重者，顾盼摇摆者不一而足，坚强自立者身影寥落。

　　其实，面对当下的种种现象，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批评氛围。批评社会固然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但这需要在一个稳定的、建设好的社会秩序内进行。目前的中国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发展，离富足的生活还有很大的距离，民生建设任务艰巨，社会正义更是有待推进。在这样的形势下，建设需要优先考虑，而批评，特别是戳漏洞的批评还是要慎重考虑。自上世纪以来，批评与批判已普遍占据了各个领域，批评与批判是学术思考的利器，是不可或缺的分析手段，但更为关键的，它是达成学术成果，达成建设的手段，因此决不能停留在批评与批判中固步自封，重要的还是建设，对目前的中国社会来说，把注意力放在文化建设上才是具有建设性的学术路径。

　　视觉认知不同于观念认知，更不同于生理上的视觉，即便生理上的视觉也同样受制于文化模式。因此，任何视觉都是某种文化养成的视觉。这种视觉文化养成从哪儿来呢，自然是来自于中国文化经典的教育养成，这既是对中国文化本来源头的把握方式，更是养成教育的中心任务。处于当今交流频繁的世界文化环境，中国经典文化养成方式是人材建设的当务之急，只有建设好这一文化养成工程，养成的人材才能保证品质，才能在文化交流中真正自立，才谈得上文化交流的良性互动。文化养成的目的在于保证人材的品质，而不是为了服务于文化产业的财富目标。文化产业究竟以何种方式制造财富是一个值得思考的严肃问题，不能为产业化而为业化，产业化能带来财富，也能带来破产，这是产业化不可回避的两面。

　　交流是为了展示自身，为了更好地看清自身，建设自身，文化交流的目的也不外乎此。在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会为交流者带来利益，这种利益不是商贩的眼前利益，更重要的是愉悦双方身心，共同会心面对世界事务的智慧，是个人尊严、民族尊严、国家尊严恰当的展示方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以坦诚、宽容的文化形式与对方沟通是一种富有建设性的交流方式，其目的在于相互尊重、相互珍惜，然后才是互利，如果让社会文化的一切形式都服务于经济利益，最后受损的不只是文化，恐怕连经济利益本身都很难保证。人类历史上，贡献与回报从来都是一体的，作为有着悠久文明史的国家，我们应重点考虑能为世界贡献什么，至于回报，从来都不需要考虑，因为它是紧随贡献之后的。

　　中国文化有自己的源头，有宽容的交流方式。在成就自身的品格养成上有最基本的要求，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这个“非礼勿视”就关系到视觉的文化操守，这一基本文化要求贯穿于中国传统教育的里里外外，从人的言行举止，到生活环境中的物质因素，到处可见这一经典教育养成方式的影响。回顾历史，思考当下，无论从个人修养、国家建设与时代发展来看，“中国美术观”已经是一个自足的问题。那就是立足于自身，以友善的态度学习中国文化，建设中国文化，交流中国文化，以中国文化观去从事美术活动，把中国文化观贯彻到美术活动中，在可能的情形下，让中国文化观影响到周围的世界。

　　至于个人，我的“中国美术观”是学习与从事书法与国画，学习古代经典，学习思考未来，在这条道路上与古为新，争取能有一点无愧于内心的进步。

2010年7月10日于北京乐山堂

（董立军：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